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华盛顿将对伊朗展开“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同时呼吁盟友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他特别提到中国，要求其参与这一行动。这场面向外界的经济攻势标志着美国的目标已从伊朗本土转向国际市场，尤其是中方在伊朗石油购买方面的重要角色。美国的制裁效果似乎已经达到限制，未来是否能够继续压制伊朗的石油收入，关键在于能否迫使第三方，尤其是中国，遵从美国的经济规则。

中国是伊朗原油主要的进口国，其海运原油的巨大份额流向中国，令美国难以通过政治方式直接控制。贝森特提到的强有力打击，若要实现，则必须针对中国的炼油、航运和结算环节。如此一来，潜在的风险也更为明显。一旦美国对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和能源安全施压，中伊贸易问题可能演变为中美经济管辖权的冲突。贝森特提到的制裁具体措施将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详细阐述，而“与我们一起合作，否则便是敌人”的表态则涵盖了针对其他国家的整体要求。

美国为何必须将中国纳入此轮制裁的讨论，关键在于伊朗石油的买方结构。根据船舶追踪机构Kpler的数据显示，伊朗超过八成的海运原油销往中国，日均采购量一度达到138万桶。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接收的伊朗石油占据其九成的出口份额。一旦失去中国市场，伊朗短期内难以找到同规模的替代买家。此外，这一贸易主要集中在山东等地的独立炼油厂，这些炼厂对价格敏感，特别是在伊朗原油受到制裁后，以折价出售的产品，仍对它们具有吸引力。

华盛顿关注这些中小型企业，因其融资能力有限，更容易在国际系统中受到制裁的影响，同时能够避免与中国的大型国企及银行发生直接冲突。次级制裁的实际操作相对简单，美国无须在中国境内执法，只需让参于伊朗贸易的外国企业在其与美国市场、和伊朗交易之间做出选择。一旦这些企业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其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涉及的金融机构也可能失去与美国系统的联系。

制裁的连锁反应不容忽视，美国财政部指出，自其“极限施压”政策启动以来，已对超过一千个涉伊朗的个人与实体实施制裁，并将中国的一些独立炼油厂、港口经营方及相关船队纳入黑名单。这些制裁已经开始凑效，导致一些炼油厂在原油接收及成品油销售方面遭遇困难。不过，伊朗原油的出口量已经从日均近190万桶降至21万至26万桶，降到六年来的低位。最近几个月，从中国回收的伊朗原油量也降至日均约33万至36万桶，仅为之前高峰的三分之一。

这种下降趋势不仅仅是由于金融制裁，还受到美国在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保险政策退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军事和金融制裁相结合，构成了对伊朗的双重打击。贝森特提到的经济战显然是因为以往军事行动未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持续的军事行动不仅导致伤亡增加，还可能引发财政和内部政治的压力，而经济制裁相对而言，被视为低风险的选项。

当然，市场对此的反应并未完全接受美国的战略意图，制裁的实施标志着将继续压缩伊朗供应，威胁其仍在进行交易的买方和金融机构。霍尔木兹海峡的不稳定仍将抑制供应，进而推动油价上涨。尽管贝森特声称经济制裁有助于避免战争，但交易者却看到的是可获得的石油量可能进一步减少。美方希望通过经济封锁降低战争成本，但能源进口国必须承担更高的采购和运输成本，这无疑使得全球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利益分歧。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并未接受美国的要求。中国外交部门曾明确表示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针对美国因伊朗石油交易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商务部也迅速采取措施，阻断相关禁令，要求在境内的主体不得遵循这些美国措施。这样的禁令实质上改变了企业的合规环境，企业在面对美国制裁与中国规定时，往往陷入两难境地。

美国的“配合”要求实际上意味着让中国接受美国對第三国贸关系的裁决权，这超出了单次采购的利益影响。尽管中国非常重视海湾地区的能源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无条件地追随美国的制裁政策。中国对海湾供应及霍尔木兹航道的安全高度关注，既希望恢复航道又希望油价回落，同时加强与俄罗斯及其他替代供应者的合作。通航的安全可以通过外交接触及供应多元化等方式得以促进，而不必与此同时参与对伊朗政权的推翻行动。